一只表停在了 11 点 47 分
上周三下午两点，我把父亲那只表送到了城南的修表铺。铺子叫「永记」，门脸不到三米宽，玻璃柜里摆着七八只待修的旧钟。师傅姓周，六十二岁，戴一副老花镜，镜腿用胶布缠过。
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他正低头拧一只怀表的螺丝。我把表递过去，说，停了。他没抬头，接过去，翻过来看了看表背，又拿到耳边晃了两下，说，游丝粘了，得拆。我问要多久，他说四十分钟。然后指了指墙角那张塑料椅子。
我坐下来，没玩手机。铺子里只有钟摆的声音，一下，一下。周师傅拆表的时候很慢，用镊子夹起比头发丝还细的零件，放在一块深蓝色的绒布上。他拆到第四层，停了一下，说，这表有年头了。我说，我父亲的，一九七九年买的，票据还在家里。他嗯了一声，继续拆。
那四十分钟里，我第一次认真想清楚一件事：我们这一代人每天输出太多，记录太少。输出是给别人看的，记录是给自己留的。前者可以造，后者造不了。我在手机上翻过一次相册，三年前的照片存了四千多张，但我能清楚记起当时在做什么的，不超过二十张。剩下的都是被精心构过图的记录，反而什么也没记下。周师傅不一样，他修一只表，就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一行：日期、表号、故障、换件。写了三十年。
表修好，他收了我一百二十块钱，把旧零件原样装进一个小塑料袋给我。我说不用了，他说，留着，将来别人拆的时候知道换过什么。这句话我记到现在。他讲的是表，讲的也是任何一件被人认真对待过的事。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意识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