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本《活着》的定价，印在封底，三块六。
昨天下午，城南旧书店。
老板姓赵，六十来岁，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翻报纸。我进去他也没抬头。
靠墙那排书架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书，按出版年份排。我从左边开始翻，第三本抽出来，是《活着》。
封面已经掉了一半，用透明胶粘过。胶带发黄，脆了。
翻开扉页，有一个名字：李耘。钢笔，蓝色。字写得硬，收笔很用力。
封底定价，三块六。
我把它放到柜台上的时候，赵老板看了一眼，说，那块胶带是新粘的，前年。
他记得。这本怎么来的，他也记得。是九八年的夏天，一个戴眼镜的姑娘拎来一麻袋书，说家里搬家，实在带不走。
我没问那个姑娘是不是李耘。
旧书里夹着借书卡。最上面一次是 1997 年 6 月 14 日，还书日期栏盖了个章，逾期三天。图书馆叫城南工人文化宫。
我买下来，八块钱。走出店门，风很大。
这件事让我想起一个老话题，关于旧东西到底值不值得留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大部分人不该留。留东西是一种负担，不是纪念。
真正值得留的，是那种你随手就会想起、根本不用专门腾地方的东西。一本压在箱底二十年的书，其实早就不属于任何人了。
但那天我还是把它买了。
因为它便宜。也因为它被翻得很旧，页边有折角，某几页有铅笔划的线，划得很轻，像是怕留下痕迹。
这本《活着》我还没读完。放在桌上，每天回去翻两页。封底的胶带还在。
有些东西一旦被翻旧了，新的就再也替代不了。
有些事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但书不会。书上的字一直都在那儿，等下一个翻开它的人。
写这些的时候，窗外在下小雨。我把那本《活着》翻到了第 47 页。
书签是一张 1999 年的电影票根，片子叫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。票价，五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