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四点多，我把硬壳笔记从抽屉底层抽出来。封面是深蓝色的，右下角磨白了一块，露出下面的灰纸板。第一页只有半行铅笔字——“收录的标准，还没定”。
这本笔记记了三个月。前两个月，我每天往里添几行，标注某个链接的出处、某个标题的改动、某次重命名的理由。到第三个月，行距慢慢变宽，字迹变淡。最后二十页是空的。空页比写满的页更说明问题：我停下来了，不是因为没东西可收，是因为不知道收进来之后，它们该按什么顺序站着。
问题出在一次重命名上。三月六号晚上，我给一个条目改了三次名字。第一次太长，第二次太短，第三次我自己也念不完整。改到第三遍，我盯着屏幕，意识到我根本没想清楚这个站是干什么的——是仓库，还是档案室，还是只是一张给人随手翻的卡片盒。这三种东西的整理逻辑完全不同。仓库按空间，档案室按编号，卡片盒按手感。我一直在混着用。
三月九号，我去了一趟旧书店，想找一本讲分类法的旧书。老板姓周，六十来岁，戴着老花镜在柜台后面抄书目。我说想找跟编目有关的，他抬头看了我两秒，说：“编目和分类不是一回事。”然后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 1985 年的《图书馆分类工作手册》，纸页发黄，定价一块三毛五。我翻了十分钟，书里讲的是怎么给一本书找唯一的位置。我合上书，付了钱。回来的路上我在想，我的问题是位置太多，不是没有位置。
收录和整理，我这次才分清。收录是往里放，整理是决定放进去之后，它和别的东西的关系。前者考验耐心，后者考验判断。我耐心够，判断不够。有些条目我收进来，其实只是因为那天碰巧看到它，不是因为它在系统里有位置。这种条目最麻烦，删了可惜，留着又说不清为什么在。它们现在有十七个，散在列表中间，像没写地址的信。
有一个具体的例子。三月十一号凌晨一点，我把一个旧条目从头到尾重看了一遍——它原来叫一个绕口的名字，我把它改成短名，又补了一行来源。改完已经快两点。第二天早上打开，我发现改过的版本反而更难找。短名太常见，跟别的条目撞在一起，搜索的时候顺序乱了。我又改回去，加了一个不显眼的后缀。这件事让我停了整整两天。名字不是标签，是坐标。坐标给错，东西就漂着。我记得那晚我顺手核对了 免费九一网站黄页 的收录位置，发现它被排在两个不相干的条目中间，原因到现在也没弄明白。
我的观点是：整理这件事，不该追求“全”。全是最容易做、也最没用的目标。一个什么都收的盒子，等于一个什么都没分类的盒子。我更想要的是“漏”。故意漏掉一部分，留下能被反复回看的那一小块。有人会说这太主观，收录应当中立。我不同意。中立的结果通常是一堆按时间堆起来的条目，谁也不会第二次打开。整理的价值恰恰在于敢删、敢不解释、敢让某一条独自待着。这条我有把握。
当然，说归说。笔记本上那半行铅笔字，到现在还是半行。我试过补全它，写到“收录的标准应当——”就卡住。后面的词都不对。三月十三号我又翻了一次那本 1985 年的手册，书里有一句话我抄在便签上，贴在显示器边框：先定边界，再谈顺序。话是对的，可边界在哪儿，书里没写。书里假定你已经知道要给谁编目。我不知道。这个站现在是给我自己看的，还是给偶然点进来的人看的，我一直没决定。这个没决定，直接影响每一条该写多详细。
昨天下午从旧书店回来，我坐在桌前，把条目列表从头拉到底，一共一百四十三条。我数了三遍，第三遍才数对，因为中间有几条重复了。重复的那几条，我一条也没删。删掉等于承认之前收错了，可我发现我连“错”的标准都还没定。这就是困惑的地方。我宁愿先留着，让它们自相矛盾地并排站着，等某天我再打开时，能一眼看出哪一条先动。
同类的问题还有几个，先记下来，当作下一步的清单：重名的条目怎么排；来源不明的条目该不该单独一栏；中文和英文条目要不要分开；超过一定时间没回看的要不要标出来。最后这条我犹豫最久。标出来是提醒，也是压力，可能让人不敢收新东西。我不想要那种压力。整理是为了让东西被找到，不是为了让东西被审问。这句话我先写在便签上，暂时算一条临时标准。至于别的，比如那个到现在还念不顺的名字，比如这个站到底属于谁，我没有答案。今天先到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