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 年 11 月 8 日，晚上九点四十分。石家庄，河北师大礼堂的后排。我坐在第十四排最右边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节目单。老周上台了。
他穿一件洗到发白的军绿色外套，下摆卷着边。光打下来，能看见布料上的磨痕。前一个节目是弦乐四重奏，刚落幕，掌声还没散尽。他一个人抱着吉他走到台中央，话筒架歪了一截，他伸手扶正，扶了两次才扶稳。台下有笑声。他不管。
他开口第一句是：“今晚这出戏，短。”
节目单上印的标题是《归家的十二分钟》。压轴前的暖场。没人当真。可老周把身边三个人喊上台时，礼堂里的空气变了。贝斯手大刘，鼓手小陶，还有一个穿校服的女生，弹键盘，名字叫阿珍。她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年她十九岁，是大二学生。老周管她叫“小阿珍”。
短剧没有剧本。这是我后来才确认的。老周站在灯光边上，说：“今儿咱们演一个回不去的家。”然后大刘开始弹一个四拍的循环，很慢。小陶用鼓刷扫镲，像下雨。阿珍按了两下键盘，和弦是错的，老周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没骂，只是笑了一下。那笑很难看。台下突然静了。
他唱。歌词我听不清，只记得一句：“妈的，火车开了七个小时。”
中间有一段，老周让所有人停下。他掏出口袋里一张车票，举过头顶。是石家庄到邯郸的硬座，2019 年 10 月 3 日，票价 32 块 5。他说：“我娘做的饺子，我一口没吃上。”然后他把车票撕了。撕成两半，再撕成四半。扔在地上。鼓声进来。
全场没人鼓掌。那时候没人知道该不该鼓掌。
十一分钟，演出结束。老周把吉他往地上一掼，琴头磕在木地板上，裂了。他蹲下去，又站起来，冲台下鞠了一躬。然后是长长的沉默。学生会的人慌了，因为下一个节目是合唱团，幕已经拉了一半。有人上去收吉他，老周拦住了，说：“让它躺那儿。”
我那天没哭。我只是坐到最后，看工作人员把那把裂了的吉他从台上拿走。阿珍在后台门口蹲着，抱着谱架。我听见她问大刘：“周哥呢？”大刘说：“去厕所了，没事。”
“十二分钟”是假的。那天其实只有十一分钟。
这个细节我记了很久。节目单上写的《归家的十二分钟》，老周自己说“这出戏，短”。多出来的那一分钟，可能就是他撕车票的时候，停顿的那一下。没有人掐表。但我知道，那晚的短剧，比很多三个小时的戏都长。
说句不讨喜的话：那是我见过最好的短剧，但它不是好音乐。老周的吉他跑调，阿珍的键盘按错了至少三个音。如果放到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上，弹幕一定刷“尴尬”。可那种尴尬是真的。真的东西，才留得住。现在的音乐会短剧，灯光越做越亮，剧本越写越圆，反而把那种“错了就错了”的劲儿弄没了。
后来我去查过，那个演出没有任何录像。学生会摄影社的人那天相机没电。老周在第二年春天就去了南方。大刘在临汾开了个琴行。阿珍听说考了研。那把裂了的吉他，不知道在谁手里。
我写这些，不是要纪念什么。只是昨天晚上翻旧物，翻出那张节目单。纸已经黄了，折痕处快断了。上面《归家的十二分钟》几个字是手写的，字很丑。我认出来，是老周的笔迹。节目单的边角，还有一小块污渍，大概是那天晚上我手里的可乐洒的。我记不清了。
那晚散场后，我在礼堂门口站了一会儿。石家庄的十一月，风硬。有人从我身边跑过去，喊：“周哥，琴怎么办？”老周的声音从台阶下传上来，很远：
“扔了。明天买新的。”
第二天他并没有买新的。这是后来大刘告诉我的。那把吉他修了修，换了个琴头，又弹了两年。
我偶尔会想，如果那天晚上台下有更多人，或者有录像机，这出短剧会不会不一样。也许不会。也许老周就是要它短。短到没人来得及鼓掌，短到没人来得及失望。剩下的，让时间去补。
写到这儿，窗外已经黑透了。我想起那天散场后，礼堂门口那盏路灯，也是这么暗。人群走光了，地上有一张被踩过的节目单。我捡起来，塞进了口袋。就是现在桌上这张。
我今年四十一岁。那晚我三十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