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二下午，三点二十分，楼下旧货市场的老板唐永年把它推给我。他说三十块，还问我要不要那一箱配套的卷纸。
机器很重。佳能，型号我抄了下来：B-150。外壳是那种九十年代特有的米灰色，被太阳晒得发黄，边角有划痕，电源线上绕着一圈褪色的胶布。我把它抱回家，放在客厅地板上，跪着拆开后盖。
里面比外面干净。灰集中在散热口附近，用嘴吹了三下，散开一团，飘了大概十秒钟才落地。滚筒、齿轮、热敏打印头，全都还在原位，转轴还能动。我在齿轮组后面找到一个卡住的小纸片，取出来，是一张传真回执，边缘卷曲，字迹淡了一半。日期是 2003 年 4 月 17 日，收件方是「东湖路 12 号，宏兴五金」。发送成功了，打了两个对勾，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字，用蓝色圆珠笔：「货已到，勿催。」
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唐永年说这台机器是从城东一个拆迁的老仓库里收来的，堆在角落至少十五年了。二十三年。写出这行字的人，现在大概四十多，也可能已经不用传真机了。但那一刻他写下「勿催」，这两个字里有很具体的东西——有人在等，有人在赶，有人在电话里反复问同一个问题。传真机解决的就是这件事：把一句话变成一个可以打印出来的东西，然后它就停在那里，不再变。
「一张纸在最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，它就成了证据。」 —— 陈默，记于拆机当天
我把回执摊平，压在书里。然后继续拆。热敏打印头下面有一层薄薄的黑，像用久了的铅笔。我拿棉签蘸了一点酒精，擦掉一条。擦到一半我停下来，觉得不该擦。那是别人用过的痕迹，跟机器的年份一样，是它的一部分。说实话，我对这种「保留旧痕迹」的执念有点过头，朋友说过我，说我迟早把家里堆成废品站。我认。但我不觉得这是问题——一台被擦得锃亮的旧机器，只是一台旧机器。上面留着的黑，才是它在别处活过的证据。
装回去花了四十分钟，比拆多了一倍时间，最后一颗螺丝拧上，我插电，按电源键。它响了一声，很短，像清嗓子。滚筒转了两圈，停了。没有别的事情发生。但那一瞬间，我确定这台机器准备好再工作一次了。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没人要了。
星期六我又去了一趟旧货市场。唐永年不在，换了个年轻人在看摊。我问他有没有卷纸，他翻了半天，从柜台底下找出两卷，说十块钱。我买下，回家试了，能走纸。纸上打出来的字很浅，看得出机芯老了，但还认得清。我没把那张回执再放回去。它现在在我书里，夹在第 217 页和第 218 页之间。
这件事本身很小。三十块的机器，一张二十三年前的纸，一个陌生人的两个字。但我这周一直在想它。想的是：一个东西被用过、被留在角落、被卖掉、被拆开、被装回去，这一整条线里，每一步都有人动过手。而我们现在用的东西，很少留下这样的线。这就是我兴奋的原因——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，是发现了一条可以摸到的线。